司机来到我的身边，在呼啸的台风声和暴落的大雨声中，大着声叫了我一声干事，台风和暴雨把他的声音挤得很细很弱，他就又大着声说：“咱走，我来送你。”
    我看着窗子外边的风雨说：“别叫我干事，我已经不是干事了，我转业了。”
    司机看着我的嘴，喊一般地问我：“你说啥？”
    我看着床板上的两个提包，说我啥也没有说。
    司机就把喊变成了吼，还朝我跟前凑了凑：“你说啥我一点也没听见。”突然睁大眼，“你咋哭了？”
    我的眼泪象锅里烧开的水一样咕嘟咕嘟冒出来。“就是，我咋哭了呢？”我在心里问我，然后我说：“我哭这台风呢，迟不刮早不刮，偏在我走的时候刮，是害怕我不走么？我没有那么下贱……”说着我伸手提起床板上的两个提包。
    司机硬是从我手里抓走了其中一只，说：“咱走？”
    我没有回答，我擦了一把眼泪往门外走。
    司机就提着那只提包，大步走到我前面去。
    我到门口停下了，我的脚被挂在门旁墙上的日历挡住了。1980年10月28日，我把这个日子撕下来，小心折好，装进贴身衬衣的口袋里。
    出了屋门，我在锁门的时候摸了一下衣兜里的钥匙，这才想到，这门已经不用再锁了，便将钥匙插在钥匙孔里，就让门那样敞着，站在走廊上就能看见那张光着的床板。再见了，驮了我四年的床板！眼泪又模糊了我的眼睛，床板就显得很飘渺很遥远，身边的门也灰黑着象一堵肃穆的墙。
    不能哭了，再哭人家笑话呢！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着，伸那只空着的手狠狠擦了擦眼。
    吉普车就停在屋檐下，车门却暴露在雨地里，仅就这一步远，台风还是将我的衣服呼啦掀起来，大雨浇得我浑身一个激凌。我一跃上了车，猛然关了车门，下巴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车开了，司机将雨刮器开到最大，雨还是将车玻璃模糊得象浓稠的面糊糊。司机又叫了我一声干事，说：“你得想开，咱当兵的，迟早都得有这一天。”
    我没朝他那边看，只大声说：“别叫我干事！给你说过了别叫我干事！”
    这下司机听见了，两眼牛一般瞪着车前面，“不叫你干事，叫你啥呢？”
    就是，不叫我干事，他叫我啥呢？
    一声尖锐的树的断裂声打断了我的自语，就见一棵巨大的小叶桉山倒了一般砸在吉普车前面，积在地上的水被溅起好高，波涛一般地扑在我们的车玻璃上。
     司机猛然煞车，看着从车玻璃上往下流淌的水，长吸一口气，又笑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迅速挂挡，汽车就猛然往前一跳。
     吉普车从断树旁边绕过去。看着折断了的和没有被折断的小叶桉树的枝叶在风雨中瑟瑟抖动，我忽然想到这可能就是对我的前程的预兆，心里就象有个石头砸了一下。
     吉普车小心翼翼地驶进红色办公楼前的遮雨檐，缓缓刹住。文化部的人就涌了出来，脸上都现出依依惜别的表情。
    我知道他们是送我的，但我一点也不感动，打了我一耳光把我撂出军队，却又假惺惺地装成君子样儿来抚摸我的脸，这是人做的事么？
     车门打开，部长的长条脸出现在车门口，一只瘦手伸过来：“再见再见，一路顺风。”
     我却掏出我的领章帽徽，捂到他的手上。
     “我没有文化，不配戴这玩艺儿，留给有文化的人吧!”我故意放大声， 让在场的人都听见其中的刺儿。
     我的话刚一落，他们的神色大都有些不自然了。
     谁都清楚，我是文化部里最有文化的人。我的名字多次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有一次还被一家报纸放在头条位置，弄得我激动了两天。
     而文化部里最没有文化的是脸蛋儿周正、却连个材料都写不顺的那个东西。但凭着他能巴上郭副政委的脚后跟，就在文化部里飞扬拔扈。文化部里的人大都让着他，我却不。我想他在郭副政委跟前说我一千句坏话，只要郭副政委知道我是文化部里最有文化的人，就不会把我咋着。所以半月前，他像指派仆人一样派我去开计划生育大会时，我连头也没抬，就顶上了：“我不去！”
     他非常意外：“不去？”
     “该谁去谁去！”我还是连头都不抬。
     他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血气方刚么！”阴阳怪气地说了四个字，就走了。
     下班后我觉得浑身空前的痛快，不由就将这痛快讲给我的同乡，同乡听后立时瞪起眼：“你小子闯祸了！那东西要是在郭副政委跟前垫你一块砖，可就够你喝一壶了！”
     真被同乡说准了。三天后，部长把我叫去，很和蔼地叫我坐下，然后看着他面前的茶杯，说：“上边…… 指名让你转业 …… ”
     我呆了，张大嘴半响，却没说出一个字。
     今天，我就要走了，狗日的也来送我，还不阴不阳地笑。狗日的心里高兴，当然笑得很滋润。
     我心里的怒气变成一口痰，当吉普车刚刚开动，战友们朝我永别似地扬起手时，我很准确地将痰吐到他的脸上。看着他擦痰的滑稽样子，我大笑起来。
     汽车在台风暴雨中缓缓开动了，红楼房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我闭住眼，我再也不是红楼房中的一员了，我再也不是钢铁长城中的一块砖了，我被另一块斜棱角的砖挤出来了……想到这些，我心里凄惶得象车轮子碾着的雨声。
     突然想起那口吐得很准很狠的痰，心里的快意就虫一样爬上来，盖住了那没有边缘的凄惶。
     但刚上火车，我就后悔了。那口痰，他一擦就净了，而我留在战友心中的光辉 形象，却象长在身上的黑色胎记一样永远去不掉了。
     幸亏这些污点已经写不到档案上了。档案已移交地方，里边有代表我文化程度的那些诗，和我当过战士、指导员、干事之类的记载。所以我的报到地点很令人眩目：市委宣传部。
     市委宣传部肯定在市委大楼里，市委大楼肯定是钢铁长城式的大建筑，而且也一定是红色的。
     走进这个新的红色的办公大楼后，我的命运会好些么？我不由想起那棵拦腰折断的小叶桉，但同时就想起司机那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真的会有后福么？我闭住眼睛很宽很野很浪漫地想，很快就将眼前想得一片灿烂。


     一
     火车头像一个吃力的北方汉子，断断续续地吭吃了一天两夜，才将我乘坐的这趟火车拉到这个已经处在深秋的凉嗖嗖的北方城市。 　　匆匆下了火车，我站在凉丝丝的秋风中看了看天，发现天上的星星很稠密，却并不明亮，发出的光灰蒙蒙的，给人一种疲惫的感觉。
     站在这坚实的水泥站台上，我不由想起当年我当兵走时的情形。那时我们被一辆大卡车从乡里拉到这个城市，送到一个拉货的火车站，站台上横竖堆着许多麻袋和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散发着一股很浓的刺鼻子的味道，我们就在那样的气味里呆了大半天，吃了两顿饭。后来，我们坐着一列平时用来装牛装马的闷罐车离开这里，离开那刺鼻子的味道。但在南方从军的这些年里，那刺鼻子的味道还经常出现在我醒着时的幻觉中和睡着时的梦境中。
     今天不是当年了！我对自己说着，心上立即涌出从奴隶到将军的自豪感。我坐的再不是那装牛装马的闷罐车，而是内燃机车牵引的卧铺车厢；我再也不是乡下土鳖，而是个有文化的国家干部了；我再也不是路过这个城市，而是到这个城市的首脑机关坐办公椅来了。
     我一边随着人流往火车站外走，一边用身子和心感觉着这个城市。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冷。第二个感觉是人多得象蚂蚁。蚂蚁一样的人都冻得把脖子缩进衣领。第三个感觉是鼻子太累。我闻到了北方人身上特有的膻味儿和变了质的汗臭味儿。这些味道使我呼吸困难，但我依然浮想联翩，我想我大难不必死有后后福，进了市委的红楼房可能会官运亨通，说不定将来会当上市委书记。当上书记后的第一件事是下一道命令，让全市市民每天洗一次澡。当然，这会牵扯到浴池问题、建筑费等等。不过这些事可交给手下的人去干。毛主席会不会打枪谁也不知道，重要的是不需要他打枪而需要他拿个红铅笔在地上图上一点，说一句：往这儿打！会打枪的人就豁着命往那儿打了。
     人有很多种！左中右上中下上九流下九流呢！我在心里感叹。
     出站口的人流中钉子一样钉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手里举着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我马上停止胡思乱想，走过去，把提包放在地上，指着那纸板说：“这是我的名字。”
     举纸板的人看上去有三十多岁，个子矮些。随着我的话音就把纸板往地上一扔，腾出手使劲儿握住我的手。我这才感到他的手冻得冰凉，同时又看到那片写着我名字的纸板被人们肮脏的脚板子踩来踩去。我立时联想起打进南京的解放军战士把国民党政府的旗帜踩在脚下的情形。 　　他不但使劲握住我的手，而且上下摇着，同时哈哈笑了，笑完了说“我叫小明，这是咱们宣传处的张处长。”
     出站口的灯光昏暗，处长脸上的皱纹就显得很深。他没有笑，只是伸出手和我握了握，姿势很标准，那手很热。
     我从处长的脸上没有找出他的年龄。我想到处长虽然没有笑容，但他半夜亲自来接我的行动本身，就说明了他对我十二分的热情和欢迎，心里就有些得意。
     风把电线吹得呜呜叫，象一个快冻僵的女人在呻吟。电线上闪出两朵蓝光，一路电车很气派地从我们面前开过去了。
     小明急呼：“快走！”提起我那两只沉重的提包，像拎着两只轻飘飘的篮球，在人流中鱼一样迅速地往前冲。
     我跟着张处长拔腿就走，但还是和他拉开很长的距离。一路电车在明亮的水银灯下停住。一口一口喷着白气的人呼啸着往车上涌。当我和处长气喘吁吁赶到车前时，车门口正被各色的脊背封锁住。我忽然在这扇形的人堆里发现了一点红。在这一堆沉重的颜色里出现的这一点红，使我很感动。
     包红头巾的似乎是个姑娘，也可能是个少妇，竟然很奋勇地踏上了车门下的踏板，双手抓住了车门。车厢里吵嚷得象发生了地震。车门“夸！”地关了，包着红头巾的女人尖叫一声，说是膝盖骨被夹住了。门又“扑－－”地一声开了。那女人没有防备，反被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上，立即有新的人补充了她刚才的位置。一点红立即被一片沉重的颜色淹没了。
     忽然响起一声尖叫，“出人命咧－－”随后，一点红钻出人堆，摇摇晃晃走到车前，往地上一坐，“狗日的都是国民党，老娘今日当个刘胡兰。”
     我和处长正找小明，却听见小明在闹嚷嚷的车厢里叫我们。我俩绕到那一边看，小明竟然就在窗口，占着两个位置。厢里的人还不知道电车已被那个包着红头巾的“刘胡兰”阻挡住，两个小伙子还怒冲冲地朝小明吼着一个人不能占两个人的位置。小明开始不理他们，朝窗外一伸手：“快上来！”又朝后笑笑，“和气和气，对同志要和气。”
     我觉得从窗口上去有点太那个，我们在市委工作的人咋能走这样的道路？但张处长说：“快上！”还在我背上推了一把。我就稀里糊涂地被连拉带塞地弄进了车厢。一进来就立即和小明一同伸手，齐心协力地将张处长也拉了进来。
     我们三人推让了一阵，最后达成协议，一同挤在两个座位上。刚才朝小明吼叫的那两个小伙子就立在我们旁边，根本不朝我们这边看。小明笑了，“事实胜于雄辩。”
     处长坐在我旁边，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脸上也没有表情，似乎整个车厢爆炸了也和他没有关系。
     车厢里的膻味儿和汗臭味儿浓缩在小小的空间里不能扩散，几乎使我窒息。我不敢说话，尽量将呼吸减低到最小程度，一心希望车子快开。
     同车厢的人们似乎这才知道了车前边还有个包头巾的“刘胡兰”。司机无可奈何而又不失时机地爬在方向盘上睡觉。骂声很快从乘客中响起，我从乱乱的骂声中分辨出几句“好狗不挡道”之类很有哲理性的语言。我看看表，骂声由低潮到高潮进行了五分多钟。忽然响起一个粗嗓子，“司机，把门开开！”立时熄了满车骂声。
     司机从方向盘上爬起，把门开了。我就看见一个戴着狗皮帽子的大汉跳下了车，走到车前边，一把提起那个包着红头巾的“刘胡兰”，吼一声：“我日你妈－－”声落手起，在她脸上扇了很响一耳光，将她扔到路边。
     满车都是掌声，人们像欢迎凯旋的战士一样欢迎戴狗皮帽子的大汉子上了车。他却很骄傲，连手都不摆一下。 　　司机开车了。我看见那个包着红头巾的刘胡兰捂着脸发傻。车开出十几米了，才见她朝着车屁股指指戳戳地骂。我忽然想起我那个爱看天的朋友说过：“红色是一种燥动的颜色。”
     我不由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想我若是毛主席，应在这句话后加个括弧，写上“包括进了城的农民。”细想，城里哪个人不是农民呢？真是缺少教育！教育工作应该归宣传部管，看来我们市委宣传部的工作很重要。 冷风从车窗口冲进来，很猛。我和小明都缩了缩脖子。处长却巍然不动。对比之下，我感到自己太懦弱，就也把脖子勇敢地露出来。
     第五站是市委站，站牌子下依然拥着一大片人。我们只好又从车窗翻了下去。
     我想到我刚到这个城市就被挤来挤去，大有不容我的气势，心里就很不愉快。小明却提起提包，说：“翻翻车好，人暖和了。”
     风依然很冷，也很硬，我们三个人方向一致地朝市委那边走。我第一个愿望就是先看看市委办公大楼的颜色，却看见一幢黑乎乎的建筑矗立在那里。心里不禁一沉：咋是黑色的呢？不不！不会！黑夜把颜色遮住了。肯定。 　 市委大院门口终于离我很近了，门桩子在明亮的灯光下显得很威风，一看就知道是花岗岩砌成的。门桩子上立着两个球一样的光茫四射的灯，一个哨兵倒背着枪赫然立着。我不禁想到，今后我就要在这个院子里上班了，而且有人给我站岗！自豪感立时烧得我咧开了嘴。
     处长说宿舍楼没有空的，叫我先住招待所。 　　我心情很好，就说：“招待所就招待所，人不管住在哪儿，睡着了都一样。” 　　我们就来到一幢紧挨着市委高院墙的一幢灰色大楼的第四层。小明很敏捷地打开靠北边的一间房子，拉开灯，说：“这是你的。”
     窗子关着，风却吹得玻璃哗哗响。房间里虽然没有外边冷，却有一丝丝从窗缝里射进来的风道子。射箭一样吹着四张被褥齐全的床铺。
     小明说：“就你一个人住，够阔气了吧。”
     我看看处长：“谢谢。”
     我走到窗口一看，心头不禁一跳。窗外不远外，矗立着一幢威风凛凛的大楼，整个大楼组成了一架飞机的形状。楼上很整齐地排列着密密的窗口，大部分窗口都黑着，但有一些亮着灯光，灯光很明亮，剑一样剌进黑暗，同时也照亮了墙壁的颜色：红！
     哦！红色！红楼房！红楼房！红……
     处长说：“这就是咱的办公楼。”
     我禁不住说：“美得很！”
     我就朝红楼房左翼看去，却见从那儿蛛网似地通出很多电话线。我立即想到人的神经，市委就是通过这些神经一样的路线，指挥着整个城市。而市委是由一个个工作人员组成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是一个指挥者么？当然是一个指挥者！拿起电话：“喂－－”紧接着一连串指示。
     我不由又说：“美得很。”
     处长却没有被我的情绪所感染，平静地说：“小明，你明日带他到处里熟悉一下。我得走了，还得骑半小时自行车。”
     我心里一沉，这么晚了，大冷的天，处长还要骑那么长时间的自行车！看着处长的背影，我确实很感动，就把处长送到了楼梯口。
     “我也住招待所，跟你隔三个房子。”小明指了指他的房子门，却又进了我的屋，关了门，从衣兜儿掏出一个白纸盒子香烟，“抽不？”
     我摆摆手连声说不会不会，谢谢谢谢。他自己就抽起来，样子很潇洒。“在市委工作，可不简单。”
     他咧着嘴射出一口烟，“下边的区长、区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都是从咱这大楼里培养出来的。所以呢，来市委工作不容易。”
     我立时生出很庄严很神圣的感觉。“对着呢！”说不定过个一两年，我也会被培养成什么长或什么书记。
     有人敲门。
     我忙过去开了。“姐－－”我惊喜地叫起来。
     小明站起来，捏着烟笑眯眯地问：“今日就是你打电话的？”
     我姐点了点头，“我没挤上车，到车站去晚了，没接上你，急得……”
     “没接上好。”小明笑着弹弹烟灰，“没接上你就急，越急越显得你疼你兄弟。”
     我姐瞅瞅小明，凄然一笑。
     我就朝小明说：“啥事在你眼里都好得很。”
     “当然，人活在世上，就图个好。”他走到屋门跟前，“你姐弟俩说说自家话吧！”随手带住了门。
     在我们家乡那一片地方，我姐长得最标致。那一年这个城市招工，全村只招了我姐一个人，我们一个家族都为此红光满面。后来，我姐回乡一次，穿了一身新衣裳，又白又红的脸，招来了好多人围到我家门口看。我就很兴奋地在院子时里走来走去，嘴里吮着我姐给我的水果糖。等晚上家里没有外人了，我姐才说：她要结婚了。我大我妈慌了，一连问男人是啥人，长得啥样，家庭如何等等。我姐只说了一句：“是我的师傅。”我大我妈说：“人都没见呢。”姐说：“不用你们见。”
     过了些日子，我姐来了信，说她已经结婚了。接到信的那天，我大我妈一直坚持着一声不响，直到晚上我睡着了，他们才哭起来。我大哽哽咽咽说养女子这么大连女子的结婚筵席都没吃上。我妈抽抽答答说女娃子哪有不显摆自个儿丈夫的？女子不显摆就说明她丈夫不如人！巴不准还是个秃头。我大一听这话打了我妈一巴掌，说我妈咒我姐。 　　后来，从城里传来口信，说我姐生娃了。我妈一听脸就白了，回到家就哭起来，说我姐结婚才七个月，准是那东西早把我姐占了。我大气得摔碎了厨房里最小的一个碗，但还是送我妈进了城。
     一个多月后，我妈被一辆绿色的吉普车送回村。吉普车一进村喇叭就驴叫一样响，直响到我家门口。车停下，一个扎着短辫的姑娘扶我妈下了车。我妈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穿了一身新衣服。我妈跟乡亲们打招呼嗓音很厚，连我大见了她也半天没敢吭声。
     那个扎短辫的姑娘又提着一个墨桶，用刷子在我家院墙上写下了两行粗重的大字：谁要是恐吓枝儿的家属，就坚决砸烂他的狗头！后边那个感叹号像个杀气腾腾的炮弹。我站在这枚炮弹前边，感到神气得不得了。
     那姑娘扔掉墨刷子对围观的乡亲们说，我姐夫已被结合到市里的领导岗位上，管着一两百万人口还管着拿枪的警察。
     立时响起一村子啧啧的惊叹声。
     那天晚上，我妈关好门，才悄悄对我和我大说，我姐确实生了，外甥白白胖胖很喜欢人。我妈高兴得一个晚上没有睡着觉，根本不提七个月的事，只说城里人早上吃油条喝豆浆，哪像咱这土鳖虫吃窝头喝玉米糁糁。
     那一段时间我在村里走路目不斜视，觉得自己就是样板戏中的杨子荣。我也就是那个时候参的军。到部队三年后，我姐来信说，我姐夫又下来了，跟原先一样了，我感到很突然，去信问我姐到底为了啥。我姐来信却只字不提。后来我姐的信就稀了，而且一封比一封短，但我还是很想我姐，也想知道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姐夫的情况。
     我姐裹着件蓝色的棉大衣，戴着个黑色的棉帽，脸仍然很白，但眼角外边有了很多皱纹。我说：“姐，把帽子卸了，屋里头暖和。”
     她却没卸，坐到床边，说：“咱俩八九年没见过面了吧。”
     我从提包儿里拿出香蕉让姐吃，姐撕了一根，吃得很慢，像吃药一样。
     我忽然发现她额头上有血迹，连忙去扒她的棉帽。她挡住了，却有眼泪刷刷地落，身子一耸一耸的。
     我急急地问姐到底咋了，有啥伤心事，姐却不说。 　　越不说我越伤心，声音都变了。
     姐这才告诉我说，自从那该死的下台后，她就成了他的出气筒，三天两头挨打。今早她要去接我，却又被喝得醉熏熏的那东西砸了一砖头。
     我跳了起来，“狗日的！我去放了他的血！”
     姐一把拉住我：“原先我在这儿举目无亲，任那该杀的欺，你如今回来了，就好了。”
     “对着呢！我如今是市委干部，你就是市委干部的姐，他再欺侮你，性质就不一样了。”我叫我姐睡到这儿，先给那狗日的一个下马威。”
     “不呢，得回，该叫娃尿了。”
     “不管！”我一劈手，“让他照看，不能给他惯这好逸恶劳的恶习！”
     姐想了想，没有吭气。
     走廊上突然响起很重的脚步声。
     姐一跃从床上下来，说：“他爸来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姐已开了房门。
     我本来还想对我姐夫做出一些礼貌的举动，但他的第一句话就把我的火捻子点着了。
     “偷、偷，你个婊子偷人偷到这儿来了！”他恶狠狠地瞪着我姐，嘴角里流下一股粘液。
     我一跃过去抓住他的衣领：“王老虎，我日你妈！”一掌打到他的脸上。在他身子往前栽的时候，我又狠捅了他一拳。
     “嗵！”他面朝地倒在床前，竟然一动也不动，“你打！你打呀！你姐第俩今日不打死我不是你妈养的！”
     我抬起脚刚要踢他，我姐拉住了我，眼泪汪汪地说：“别……叫人笑话，他醉了……”
     我果然闻到一股酒气。 　　“你起来，”我姐朝他走去。 　　“别管他！”我拉住我姐，硬将我姐墩坐在床上，遂大声警告：“王老虎，往后你再敢打我姐一下，我就卸了你的腿喂狗！”
     王老虎不吭了，爬在地上“哇哇”地吐了起来，吐得五花八门。
     我姐连忙过去给他捶背。我真想照准王老虎的屁股踢他个嘴啃泥。但我不忍看见我姐再难受，也不愿再闻那污秽的气味，就出了屋门。
     我走到了楼顶头，从顶头的玻璃窗口，又看见了那座红楼房和那些神经一样的电话线，思维才转了向。
     看来，这座红楼房对我是亲切的。我一定得好好干，说不准有朝一日真的能当上市委书记。
     思绪飞着时间就很快，不知不觉间我姐来到我身边，叫我回屋里去，并说她该回去了，留小孩儿一个在家，放心不下。
     我问：“那个醉猪，你咋搬运回去？”
     “他睡了。”姐低下头说：“醒来让他自个儿回去。”
     我一想到王老虎那恶心样儿就怒火攻心，但看见姐的那双泪眼，就没再吭声，送姐下楼。
     后半夜的风更冷了，逼得人喘不过气来。姐就在这样的寒风中骑着自行车走了。我走上楼的时候鼻子很酸，姐……我的心在颤。
     开了屋门，王老虎那雷一般的鼾声和很强的酒气扑面而来。我捏住鼻子走过去，打开窗子，寒风立即穿堂而过，屋里的秽气片刻便无。
     冻死你个狗日的！
     我毕竟很累了，就将另外三张床上的被子全抱到背风的那张床上，从头到脚将我裹实了，这才躺好，闭住了眼睛。很快，我就听不见王老虎的鼾声了。
     那夜，我做了一夜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