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堂·魏野
这弯汩汩清流，
源自何方？
我叩问不召寨残存的土墙。
干涸的河床，
搁浅了什么？
我久久寻觅那为风所吹走的草堂。
隐士，是古代士林阶层中神密而特殊的一个分支。在渺远的尧、舜时期，便初见端倪。这些人物的行迹，被系统地记录下来，则始于中国第一部纪传体著作《史记》。至此，历代的“正史”，从《汉书》到《明史》，虽然名目多有更叠，门类亦有缺失，但都存留了“纪”和“传”的章节，承袭了《史记》的体例框架。
司马迁的《史记》收入了包括他本人自序在内的列传70篇。列传的意思是“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之于后世。”在这70篇人物传记中，排在篇首的是《伯夷列传第一》。伯夷便是商周时期著名的隐士。受儒教影响，中国人历来重视排序，从官宦层到士林层乃至梁山水泊的众多绿林好汉，都曾为名序而争得鸡飞狗跳，甚至大动干戈。而在司马迁的这份人臣排序表中，老子、孔子、孟子、孙子抑或屈原、贾谊以及诸多名臣廉吏都居于伯夷之后。而且2000余年间，素来波澜叠起的史海，此间风平浪静。居然没有任何一位学人提出异议与究诘。可见在封建时期，史学界对隐士价值认知的趋同性。而这种认知方式，致使隐士的历史地位得到了超越时空的巩固。
在《后汉书》中，关于隐士的传记不仅有了量的扩充，而且在体例上被辟为《逸民列传》。饶有趣味的是，在这部列传中，出现了渑池的不召寨与周党的记述。
不召寨位于渑池县北的坡头乡，由于东汉名士周党拒绝刘秀召封，隐居在此而得名。
周党，是西汉末年到东汉初期的人，原籍太原广武。家中本非常富有，不幸父母早亡，托孤于族人，家产也尽被侵吞。待周党成人后，族人仍不肯归还他的家产。周党就向地方官府提出诉讼。在官府的主持下，族人偿还了本属于他的财产。但是周党又把这些讨回的财产和家中的奴婢尽数遣散于乡里，自己很洒脱地跑到长安去作学问。
周党的作为，让人匪夷所思，尤其是乡里的一位税吏，很看他不惯，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周党都记在心里。
之后，周党读了孔子的《春秋》，受到齐襄公九世不忘复仇的启迪，便辍讲而还，与那位税吏进行争辩，以至发生械斗，不敌而伤。税吏为周党的“义”所动，把负伤的周党带到自己的家里，好生调养，几天之后周党从昏迷中醒来，顿悟，再次出走，潜心为州、里编修志书，并且名声日显。
王莽篡政，周党非常厌恶，便闭门谢客，称病闲居。那时的社会很动荡，常有匪盗屠城的血案发生。但是匪盗出于对周党的景仰，对广武城也网开一面，居然过城而不入，使广武城的百姓安然无恙。
建武年间，光武帝刘秀获悉周党德才兼备，欲召他为议郎。周党称病不仕。后来，他与妻儿迁往渑池避居，再次受到刘秀的徵召，不得已，他只好随使臣到京城去。去得时候他身穿粗陋的短布衣，头上缠着树皮做的巾帕，一副山野村夫的打扮。在大殿上见到皇帝之后，周党只是屈身伏在地上，而不行君臣之礼，并且一再表示自己不愿做官的决心。
当时，朝中有位范姓官员，对周党大肆诋毁，说周党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被请了三次，才肯赴京，见了皇上还不行礼，实在太猖狂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现在就敢和他比试治国之道，我要是比不过他，就治我的虚妄之罪，他要是比不过我，他就是欺世盗名，就治他大不敬之罪。
刘秀对范的攻讦不屑一顾，说，“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赐其帛40匹。”
刘秀还是蛮开明的，非但没有兴师问罪，反而对周党的不同道表示理解。见他衣著寒酸，还特意赐给他不少的丝绸，让他返回故里。
周党从此在渑池隐居直到寿终，期间还著有上下篇著作，可惜志书中没有更详细的记述。只提到他谢世之后，乡里为其建了祠堂。
《后汉书·逸民列传》关于周党的记述，统共用了400多个汉字。然而，却系统而全面地概述了他的生平。再现了他诡异、矛盾的人生轨迹，以及执著的对人性自由的追求。作为一位史载的隐士，他的许多举止是耐人揣摩的。
周党的巨资家产经历了一个“失而复得，得而复散”的经历。这个过程为他隐士的生涯铺陈了第一道诡奇的底色。在他的人生早期，便流露出对金钱的鄙薄，他对本属于自己的财产的追讨。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支配这种行为的内在动因，则是强烈的主权意识，而这种主权通过诉讼的渠道得以实现之后。他又轻易的、毫不吝啬的将财产遣散于族人。显然，他的目标并不是对财产本身的占有，而是分割、遣散、支配的权力。自始至终，他所争取的是对自己财产的主权。
如果说，青年时代，周党滋生的这种主权意识，集中地体现在祖上继承的这笔大宗财产上的话，那么，他用了毕生的时间，追逐的则是生命的自我与人性的自由。
从资料上看，周党的许多行为，都可以在儒家思想范畴内找到依据。比如他与税吏的剑拔弩张，是受到“义”的支配，彰显了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特质；在朝堂之上伏而不拜，显然是受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候”的影响。
然而，就其整体而言，他的称病不出、他的两次拒召不仕，则是来自于道家的“无为”，他是以超然的态度对待尘世的纷争。儒与道在周党的身上同时并存。然而，儒家的影响只是阶段性的、是衣钵，而道的影响却终其一生，渗透于他的灵魂。
我判断，周党应召伏于丹墀之下的时候，当朝的大臣一定很多，《隐逸列传》只记录了一位范姓官员的言论，可能是因其位高权重，或者他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言为心声，他的言论反映出的是一种极端失衡的心态。他与当朝辞仕的周党素昧平生，朝堂上只是邂逅而已，却处处咄咄逼人。先是就周党的才能加以诋毁，继之又刻不容缓地要与人家比试治国之道，大有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图谋。他的这种心态缘何而生呢？我想这种忿忿不平来源于周党显赫的声名，也来自刘秀对周党的器重。他的忿忿不平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嫉妒。对于“嫉妒”，西方人的理解是“对卓越才能的反感”。而这位东方的古代官员，除去嫉妒之外，还隐含着一种危机感，唯恐周党的才能威胁他居有的权位。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险恶的心态，他才欲置周党于“大不敬”的、被砍头的境地。对一个隐退的士子尚挟嫌至此，同朝为宦又岂能相容？
我注意到，以往学界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既隐士之所以选择避世与隐居，原因是不肯与封建统治阶级同流合污、是出于对苛政的厌倦与酷吏的憎恶，不堪与其为伍。这种说法言之凿凿，久而久之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观点、甚至成为定见。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首先，该观点的持有者，在探索士子隐逸现象的过程中，目光锁定的仅限于政治范畴。忽略了文化影响的作用。其次，也未能深入隐士个性化的心理结构。对其价值体系、道德操守，缺乏理性的判定。因此，上述观点，难免由探索领域的单一而形成的疏露，最终导致观点的偏颇。
我想在下面先谈谈我们豫西另一位享誉文坛的隐士——北宋的草堂居士魏野。
“达人轻禄位，居住傍林泉。
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
这是魏诗中的摘句，表述了他隐士的志趣与草堂生活。很像一幅悠远清淡的田园画。
魏野草堂座落在现今三门峡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址已杳然无踪。然而，关于他的传说，却象夏日夜空中飘忽不定、闪烁诱人的流萤，无处不在地散放着那微妙而魅力无穷的光斑。
1000多年前，在这片现代的商埠之下，曾是隐士所陶醉的乐土；几孔由魏野亲自箍成的土窑，掩映在盛开的桃花之中，几丛修竹在风里扶摇。广阔的田亩之上，一弯流水自山涧溢出，曲折有致地引入这片幽静的院落，不见人迹，但闻一曲古琴声亢然而起，间忽传来几声鹤鸣……
魏野自号“雅堂居士”，他的住所被称为“乐天洞”，一个居士、一个洞天，透出浓郁的道家旨趣。
魏野甘守清贫，以耕田和编织草鞋为生计，闲暇时光都用来读书、写诗和操弄琴瑟。据说，他在自己的窑院里还饲养了一群鹤，日子过得很闲适。
公元1006年，北宋的丞相寇准被贬到陕州任知州，慕名探访魏野，二人很谈得来，成了朋友。魏野见寇准经常郁郁寡欢，便劝他：“自古功名盖世，少有全者。”还特意赠给寇准一首诗，劝他“好去天上辞将相，归来平地做神仙。”寇准宦海一生，位极人臣，沉溺于功名之中，已不能自拔。后来，寇准官复原职，很念旧，而且由衷钦佩魏野的学识，便向皇帝举荐魏野，得到认可，领了旨意，亲临陕州请魏野入朝，但是，草堂居士却避而不见。
14年后，权倾一时的寇准被朝廷再度罢相。此时，他已是风烛残年。寇准饱尝世态炎凉之后，在凄风苦雨中，终结了曾带给他风光荣耀，同时也让他失落酸楚的仕途。
14年中，魏野在村居的宁静里，让自己的才思浸润在大自然的朝露与夕暮中。让自己的笔吸纳天地精华、山野灵气，在这种脱俗的状态中，他的诗歌进入一种纯净、超凡与随马由缰的境界，以至声名远播。
辽国的使者来到宋京开封，对魏野的诗仰慕已久，推崇备至，殷切地向宋真宗求取他的诗集。
真宗诏令魏野进京，魏野执意不肯，在上书中，他一再表达不愿为官的心愿，以及躬耕于野、吟诗于田的志向，措词委婉，态度却坚决。
没过多久，真宗出巡，途经陕州，再次记起了这位草堂居士，遂令中使召其见驾。魏野当时正在院中兴致盎然地教鹤跳舞，听到消息，慌忙抱起古琴逾墙而走。中使无奈，悻悻而返。
魏野自己不愿做官，还试图劝寇准也辞去官位，寇准不听，结果 年后复遭厄运。魏野不是神仙，不可能未卜先知，何以言中？我想，魏野是从历史的现象中得出这样一种规律；自古以来，功名显赫的人臣很少有善终者。所以才有了汉代的“飞鸟尽，良弓藏。”有了三国时的“韬光养晦”。而穷本溯源，这些貌似高深的官场哲学，均出自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可以说，历代隐士都皈依道家，那么道又是如何塑造这众多隐士所共有的人生价值观呢？
老子认为，执著相对有限的物象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应当放弃对外在物的欲求，而提升自己内在的精神，达到绝对永恒的境界。
在老子看来，世界上的所有纷争，都是由人的物欲造成的。为了占有好声、好色、好味、好货，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必然进行暴力掠夺，为了掠夺的成功，人们又在竭力巧用心计，发明机械，致使掠夺的方式更加酷烈。所以老子主张“无欲”。
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生活贫穷、国家昏乱、盗贼聚啸，倘若用增加律条加以规禁，用发展技艺去应对只能引出更多的麻烦。唯有无欲、守静，不要人为地强行规范，而是顺应自然，自由地生成与发展，才能摆脱世界上诸多纷扰，这便是老子的“道法自然”。
无欲、守静、法自然，这种精神境界，只有通过避世才能达到。这也便是其后的诸多隐士之所以归隐的根本动因。也可以说，隐士避世的行迹，无不受到道家文化思想的深刻濡染。
史家们称儒为“游方之内者”，而道为“游方之外者。”两者的人生价值观表现出尖锐的对立。儒以仁、义、礼、智为己任，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道以全生避害为目标，视功名利禄为浮尘、帝王如糟糠。
老子是一位避世的隐者，他以“莫知其所终”践行了自己的学说。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哲人庄子，在他这种学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挥，使老子的“避世隐”以超世、顺世、游世的三种形态实现了“在世隐”。庄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人的本性的意义出发，而强调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哲人。
庄子也是一个隐士，《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述：“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对楚王使者的这番话，是够直率也够刻薄的，他把做官比作皇帝祭神的牛，平时饱食终日，在祭祀时还要披红挂彩，可是当要宰杀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当牺牛远不如荒野上孤独游走的小猪。
庄子也是很有胆量的，他的这种傲骨与傲气，为历朝刚正不阿的士子所尊崇，成为不向权贵折腰、敢于强项抗争、鄙视媚时趋势，持以个性自尊的楷模。并且在漫长的岁月中锻铸成一种士林所独钟的气节。
就隐士个人的道德操守而言，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庄子的生活也十分清贫，他主要的生计来源是编织草鞋，在魏王召见他的时候，他不仅衣衫褴褛，甚至连草鞋上的带子也是断了之后再接起来的。在这样一种窘迫的生活状态下，对于帝王赐予的重金、权位和荣华富贵，非但不怦然心动，反而毅然决然地拒而不受。这样一种精神特质为其后的周党、魏野所传继。大凡隐士都居于物质极端匮乏而精神世界却极其丰富这样一种反差强烈的生存空间。
隐士们所确立的价值座标，历来毁誉参半，莫衷一是，现代学人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暂且存疑吧！作为随笔的作者，我所看重的是，自老聃、庄周、周党、魏野、陶潜以来诸多隐士在其身后留下的、被我们现代人称之为光耀千秋的文化遗产、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文、和那些至今对人类与自然产生着影响的哲理与逻辑。
“全生避害”，是不足以诠释这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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