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冠雀衔鱼，
　　终于大鸟掩泣。
　　禽尚择木而栖，
　　尔何舍身饲虎?
　　王命神喻可违，
　　士者矢志不移。
　　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郡、华阴县人，曾长期寓居灵宝杨村。永宁年间，官至太尉。是中国封建时期享有清誉的廉臣之一。为历代士人拱为楷模。
　　杨震的一生充满神异色彩。很少有官员象他那样在生前与身后，得到“神祗”的眷顾。也很少有位列三公的贵胄象他那样惨遭荼毒，甚至在死后也不得携棺归葬。
　　也许，杨震玉洁冰清的操守、清正刚直的品德，在外戚、内宦朋比为奸的东汉王朝，注定要沦为黑暗政治的牺牲品而最终被架上阴风凛凛的祭坛。然而，也正是在这座祭坛之上，古稀之年的杨震，以他的一腔热血，煅铸了中国文人的脊梁与气节。用生命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书写了极其悲壮的一章。
　　杨震出身于一个世袭的官宦之家，他的八世祖杨素，在汉高祖时功勋卓著。封为赤泉候。高祖杨敞，在昭帝时做丞相，封为安平候。他的父亲杨宝，通晓《欧阳尚书》，在哀帝、平帝时，隐居乡村教书。杨震自幼受父亲熏陶，家学甚笃，有“关西夫子杨伯起”之称。
　　相传，他祖上在皇天塬隐藏了许多儒家著作，被他找到，便在灵宝杨家村筑室校阅，潜心研读。其后，秉承父志，长期从教于乡里。
　　几十年间，不断有州郡的衙门聘请他担任地方官吏，但是，杨震只留意于学问而无心从政。直到他50岁那年，突然有一只冠雀，衔着三条鳝鱼，落在他的讲桌上，学生们纷纷说：“ 鳝鱼黑底黄纹，是卿大夫的服象。而且三只数，又恰好是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的象征。天命不可违，先生应当顺应天意，走仕途啊！”
　　杨震斟酌再三，从天命问政于郡县。
　　后来，大将军邓骘听说了杨震的才干和学识，辟召为幕府，复举荐为茂才。四年后，杨震被任命为荆州刺使。不久又擢升莱州太守。
　　东汉时期，官吏的选拔实行以征召、察举、考选为主体的制度。征召，是由皇帝或王公大臣以公开征聘的方式，自上而下地选拔德高望重或品学兼优者。察举，是自下而上推举人才的措施，由中央或郡国长官，定期不定期地向皇帝选荐包括孝廉、贤良、茂才、文学在内的各方面人才。杨震便是通过察举的途径以茂才的名份，而入仕的。
　　杨震是职业政治家，一生中担任过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他最具影响力的形迹都可以归结为职务行为，写杨震便不得不牵涉东汉的宫廷背景尤其是官吏制度。
　　汉代的地方体制基本沿袭秦的模式，设置郡县直隶中央。但是，由于楚汉战争时期，有了同姓王的分封，所以形成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的格局。封国在武帝削藩之后，王候不再与闻国政。封国的行政长官由中央委派，称为相。相与郡的太守地位等列。东汉时，置郡一百零三个。一郡下辖10至20个县。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足万户者设县长。县级行政长官也由中央任命，受郡节制。太守的主要职权是“镇守地方、除奸缉盗、劝课农桑、赈救乏绝、催办赋役、决讼断狱。”薪俸2000石，相当于中央九卿的地位与待遇。
　　汉武帝时，已建立起较为系统的监察制度。在西汉，全国划分为十三个部州，每个部州包括若干郡。但是部州不是行政区划，而是中央在地方上设立的监察区。刺使，是由中央派出的监察官员，没有固定的府衙和属吏。刺使的年俸仅有 600石，经济待遇远远低于太守，但是，刺使却握有监察2000石郡守的职权。
　　刺使监察的依据是朝廷整肃官员作风的6条禁律，用现代话讲就是：（1）不得超标准盖房、乘车，不得以强凌弱、以多欺少。（2）不得违背制度，亏空公款、盘剥百姓。（3）不得滥用刑罚、推行暴政。（4）不得以个人喜好任用干部、闲置人材而专宠不学无术的人。（5）郡守的亲属子弟不得依仗其权势横行乡里。 （6）不得攀附地方上的大款与富商收贿渔利。
　　由此见得，汉朝的刺使虽官位不尊却权力极重。吏治规范不多，却也达到相当的水准。杨震担任的第一个重要职务便是荆州刺使。他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四知家声”，恰好发生在他由荆州卸任，奔赴莱州就任太守的途中。
　　当日，杨震夜宿昌邑县。县令王密特意去拜访他。王密原系荆州人，在杨震当荆州刺使时，曾经举荐他为茂才。王密感谢他当年的知遇之恩，且寄希望于未来，临别之时，从怀里取出重金送给杨震。杨震很是惊诧，对王密说：“我们本是老朋友了，你这是干什么？”王密神色诡秘地说：“现在是深夜了，没有人知道。”杨震勃然大怒，将那包黄金掷于地上，凌颜厉色地说：“天知、神知、子知、我知。怎说没人知道！”王密愧不能当，携金而去。
　　从此，杨震的“四知”声名远播，在他的寓居地灵宝杨家村，凡杨姓宅邸都悬有“四知家声”的匾额，以为家传祖训。然而，作为一种为官清廉的品质，“四知”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杨姓宗族的范畴，甚至突破了封建士大夫所标榜的官德规范，而上升为整个中华民族所遵崇的道德标准。“四知”的深刻内涵就体现于在没有人监督、没有人证实、没有人知道的景况下，一人独处，而仍然保持清正廉洁的一种自我约束的精神。古人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慎独”。
　　一人独在而保有谨言慎行的状态，恪守德操，在物欲横流的岁月里委实不易。一个人在黑暗中，全无功利的动机，仅出于道德本能“入暗室而不欺”、“出淤泥而不染”则被称为“慎黑”。
　　战国时，一次楚庄王宴请众臣，让自己的嫔妃们出来敬酒，以示恩宠。群臣皆彬彬有礼。这时刮来一阵大风，将殿中所有灯盏全部吹灭了。黑暗中，有一人趁机非礼楚庄王的宠妃许姬，许姬随即扯掉了他的冠缨，向楚庄王告状：“内有一人无礼，妾已揽得其缨，快举火察之！”楚庄王却急忙下令侍者：“且莫掌灯，诸卿俱去缨痛饮。”于是众臣都卸下了冠缨，侍者才重新点亮灯烛。此刻，已无法识别非礼的大臣了。楚庄王是个城府极深的人，在他急于用人的时期，他可以放弃君王的尊严，以宽厚的态度，包容属下对他的不敬，以此拢络臣属，维系人心。
　　在这则典故中，我更多留意的是“臣戏王妃”的环境。楚庄王宴宾的大殿，是由于空气的流动而形成了灯烛之黑。也就是说这个“黑”的环境是由自然的风形成的、而且是瞬间的、短暂的、易于由人掌控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杨震官至司徒复擢为太尉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东汉王朝大多为幼君继位；冲帝即位2岁、质帝继位8岁、灵帝即位12岁、献帝即位9岁，杨震所侍奉的安帝则是由邓太后拥立的“生始百日”的幼主。幼主继位给外戚干政提供了条件，所谓外戚一般是指帝王的母族与妻族。他们多半利用姻亲裙带关系而登上政治舞台。虽然外戚不一定有德、有才、有功，但在家天下的背景之下，他们却可以轻而易举的据有强大的权力，拥有显赫的地位。
　　宦官持政，是东汉的另一个特点。小皇帝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再容忍大权旁落，受制于人的境遇，而那些自幼便随其左右的宦官自然地成为他们最亲近的心腹与政治上的盟友。在东汉，幼主曾联合郑众、李闰、江京等宦官进行过四次空前激烈的夺权斗争。而最终击败了外戚集团，掌握了朝权和禁军。由于宦官居有特殊的地位，他们每每手握大权、操控皇帝、伪诏天下，诛除异己。史称“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
　　杨震做太尉的时期，正是置身于外戚干政、内宦弄权、少主受制这样一个蔽日之黑的政治环境之中。
　　承元二年，杨震由掌管民政的司徒升任三公之首的太尉。安帝的舅舅、大鸿胪耿宝（掌管民族、外事的卿级官员）找到杨震，要求他录用宦官李闰兄弟。杨震认为李闰兄弟无才无德，不肯录用。耿宝一再纠缠，杨震怒形于色，郑重地对这位皇亲说：“国家录用人才，应当通过正常渠道，单凭你的几句话就录用，那成何体统？”耿宝讨了个没趣，之后，皇后又亲自出马，托大臣阎显为其周旋。但是，杨震铁面无私，把为李闰伯仲跑官的大臣也顶了回去。中常侍樊丰是皇帝身边最有权势的宦官。他为了取悦皇上的奶妈王圣，假以皇帝的名义，为王圣建造豪华的宫殿，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杨震非常气愤，上书安帝予以阻遏，而安帝却终日声色犬马，毫无远虑，对此不予理睬。杨震在朝中经常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且因耿直而开罪很多权贵，树敌亦众。
　　这期间，有个叫赵腾的民间男子，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望，诣阙上书，条陈弊政。安帝大怒，认为无知小民，无权问政，遂将其缉拿下狱。
　　杨震听说之后，非常焦虑，上疏安帝，请他效仿尧舜的胸襟，“谏鼓傍木，立之于朝”，发扬民主，广开言话，倡导国人关心国家大事。并且强调赵腾所犯之错，不过是措词激烈，又没有形成什么危害，对他的处理不应等同于刑事罪犯，求皇帝无论如何保全赵腾的性命。
　　然而，既无君主胸怀，又乏治世谋略的安帝，非但不纳铮言，兴利除弊，反将赵腾问斩，令其横尸街头。
　　杨震不仅是廉吏，而且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犯颜直谏的诤臣。
　　就杨震丰富的官场阅历而言，直谏的结果是可以予知的。然而，他却“不可为而为之”。体现的是一种匡正去邪的冲动，是一种忠贞不二的责任、是一种与非正义不可调和的顽强精神。
　　但是，在那样一种黑暗的政治环境中，等待杨震的只能是含冤以殁。因为在彼方，对正义而言，具有同样顽强的不可调和性。这实在是一种莫大而深重的悲哀。让人悲哀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以无数有识之士忧国贤臣的生命酿造的悲哀时代。而是历史对这份悲哀的一再重复。自汉以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直臣、谏臣、鲠骨之臣，蒙受冤狱者络绎不绝。那承载沉冤的文案，足以压弯封建王朝的屋脊。
　　阴谋家、权谋者、外戚与权宦在黑暗中积聚着邪恶的势能。那些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结党营私的群小，在黑暗中集结，形成庞大的倒杨势力。在一个没有是非、没有曲直的政治平台之上。杨震带有宿命色彩的悲哀是久已注定的。屠夫们所寻觅的只是那个践行他们阴谋的契机而已。
　　这个被偶然所包藏着的必然，终于如期而至了。
　　安帝以祭祀祖宗的名义离京出游，三公九卿多半随行，京中的高官仅剩下太尉杨震与中常侍樊丰。
　　杨震留京是出于军务职守，而樊丰是借安帝出游之机，加紧扩建自己的府宅。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杨震得到属官高舒关于樊丰伪诏和搜刮民财的确凿报告。杨震迟疑了片刻，还是没有送给正要启程的皇帝，想等安帝返京之后，再行奏报。然而，这个信息不慎泄秘，很快传到了樊丰的耳中，他如坐针毡，日夜密谋，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数日后，安帝班师回朝，樊丰等人早早等在都门之外，见了安帝，樊丰编造谎言，说皇上进宫需要选择良辰，否则对皇上不利。安帝信以为真，便随他们到太学府中小憩。这时，樊丰与其党羽借机向安帝进谗言，说皇上不在京的几天里，天象异变，在东方出现险象，东方为震卦，不免去杨震的官，社稷难保。
　　安帝有些疑惑，杨震毕竟伴驾多年，尽管他平日进谏多了一些，且有些逆耳之言，但是说他忤逆不轨安帝是不确信的，便说：“杨震，可是举国的名士，难道他也会有不法之举么？”
　　樊丰等人一口咬定：“天象不可违！”
　　在社稷与杨震之间，安帝自然选择了前者，于是咬咬牙，决定免去杨震的官职，并连夜宣诏派人到杨府收回了他的太尉印绶。
　　杨震被樊丰打了个措手不及，虽百口而难辩，迫不得已，依诏交出印绶。一时隐忍在府。
　　樊丰集团并未就此罢手，必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们继续在安帝面前摇唇鼓舌，拨弄是非，诬陷杨震对帝诏不满，非但没有悔改之意，反而积怨很深。
　　被群小所环绕的安帝，听惯了谗言，深信不疑，又下诏，令杨震解甲归田。
　　杨震此时也对昏庸的王朝不抱任何希望了，接到诏书，立即登程，当他走到夕阳亭时，悲愤难当，慷慨激昂地对送行的众人说：“人生本有一死，死得其所，也是士人常事。我为太尉侍君，明知奸臣诡诈却不能够驱除，看到嬖女倾乱，不能够禁遏。我还有什么颜面再见昭昭日月？我死后，就用杂木为棺，粗布为被，盖形掩体，也就知足了……”说罢，饮鸩自尽。时年七十岁。
　　樊丰等人听说杨震自尽的消息，长出了一口气。但是，对杨震的迫害却仍未终结。他们暗地里打发亲信，阻止杨的家人携棺归葬。并强迫杨震的几个儿子充当苦役。路人皆不平却无人敢言。
　　直到安帝驾崩、王圣与樊丰也亡于宫廷政变的乱刀之下。杨震才得以改葬故土华阴。
　　据载，在杨震迁坟的那段时间，约有十数日，每天都有一群高约丈余的大鸟，飞集杨震的棺前，俯仰悲鸣。涓涓泪水，湿透了地面。直到棺木入土，这群不知来自何方的大鸟才悲鸣远去。至今，在杨震的墓碑之上还镌有大鸟的图案。
　　杨震问政起之于冠雀衔鱼，而终之于大鸟掩泣。这实在是有些超自然的意蕴。而昏庸之君秉政，奸佞之臣弄权、中正之士罹难、“受赏者莫见其功，受戳者不知其罪。”却是封建专制衍生的、具有专利特权与遗传本能的罪孽。